作者代表国家汉办向科威特大学赠送汉语教材

　　石岳文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沈阳这方水土，曾哺育了无数优秀儿女——他们闯荡世界，面向四方，将聪明才智奉献于国际国内的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他们是谁?他们有着怎样的经历?又有着怎样的精彩?——在新的一年里，本报特推出专版《闯世界的沈阳人》，在此，您将听到这些沈阳儿女，是如何舍弃安逸，走出家门，寻求知识，寻求发展;您将在他们的故事中，领略他们为着那份青春的梦想，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别样情怀。

　　在筹办本版过程中，我们得到市政协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由市政协征集，沈阳出版社出版的《闯世界的沈阳人》一书中的精彩篇章，也将陆续刊出。

　　遇到孩子，人们常常要问的话是，你长大了想干什么。我记不得有谁问过我这些，但我却清晰地记得，我小时候最想干的就是长大了要当记者、做翻译，后来，又多了一个念头，就是还想当外交官。

　　于是，从那时候起，我就暗自拼命地往这三个目标上奔，想不到这三个愿望，我都实现了。直到今天，我还在做着外交官，还在当着翻译，还在给报社写着稿子。工作了快20年，我在海外呆了十四五年，走了世界上三四十个国家，给国务院李岚清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许嘉璐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孙家正副主席当过翻译，给《中国文化报》、《环球时报》、新华社等媒体做了10年兼职记者，写了几十万字新闻稿子，还曾在天津的《新报》开辟过专栏，一路走来，有许多感慨。

　　崎岖的求学之旅

　　学无止境。直到今天，我还在求学的路上苦苦挣扎。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拼命地为考研做准备，甚至我在陪同局领导海外出访途中，坐在飞机上、泡在酒店里还在复习政治练习英语。但今年的此刻我已经坐在北京语言大学硕士研究生的课堂上课了。

　　我是辽宁法库人，出生在辽河岸边的三面船镇小桑林子村，这是个回民聚居村。母亲在我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是跟着爷爷奶奶爸爸和妹妹一起生活的。在我离开老家到沈阳读书前的大多数时间里，早饭晚饭都是爷爷给我做的。不管天寒地冻还是酷暑难耐的日子，每天早上，我起来后的第一眼总是看到爷爷在外屋北面的灶台口，架着小锅给我做鸡蛋汤、烙苞米面饼子，等我吃完还要给我装饭盒带中午饭。爷爷弯着老腰，蹲在炉子前不停地吹火、眼睛呛得直流泪的镜头永远清晰地印在我脑海里。

　　1982年，我考入了刚刚成立的沈阳伊斯兰教经学院，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知识。我喜欢外语，于是就格外地在外语方面下工夫。同时，我也一直没忘记日本语的学习。记得从念初中开始，早起上学前和晚上入睡前都要趴在半导体前跟着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听讲座。但当我开始专业学习阿拉伯语后，日语就变成了二外了。

　　1986年我考入北京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在北京读本科的四年，是我奠定人生坐标的关键时期。我永远忘不了那些给予我知识力量的老师们，他们使我在知识的海洋里如鱼得水，眼界大开。遗憾的是，我毕业时本来想考北大东语系仲跻昆老师的研究生，但最后因不忍心放弃做外交官的机会，还是直接考入了文化部外联局。

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机场迎接胡主席来访

　　我当翻译

　　我在文化部工作了20年，但真正在部里工作却没几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国外度过的。这期间，我先后在苏丹、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摩洛哥和科威特七个国家陆续工作了十多年，直到2008年奥运会前我才从科威特调回国内。在国外期间，当翻译一直是我最基本的一项工作。说起我当翻译的这些年，真是有太多的故事值得回忆了。

　　记得我第一次当翻译，应该是1990年春天进文化部口语考试的那天，考官就是我后来的同事，也是处领导王贵发参赞。由于是决定命运的考试，那天我非常紧张，在候考时就直心跳，以至于主考官让我口译“我们在对外工作中的原则是要坚持无产阶级路线”这句话时，我一张口就说成“坚持资产阶级路线”，因为我没学过“无产阶级路线”这个阿拉伯语单词，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当时经常说，于是，一紧张顺口就溜出来了。我没感觉，但另一位主考赵处长却听得清楚，连忙反问了我一句，什么是“布里加挖子亚”(“资产阶级”的阿拉伯语音译)，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整个给整拧了。马上改吧，虽然我没学过阿拉伯语的“无产阶级”这个词，但我日语会讲，日语里的“无产阶级”本身就是外来语，我想阿拉伯语也应该如此，于是就蒙着翻，结果完全正确，我晃晃悠悠地过了一大关。我后怕，这也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要是在“文革”期间，这么一个错，我别说进国家机关，说不准大牢都得坐几年。

　　1991年春节，我毕业后到文化部工作了刚半年就被派遣到苏丹，任中国援苏杂技教练组翻译。记得刚到喀土穆的当天就出去会谈，第一次真正地走出国门，第一次真正面对面地跟一帮老外，用他们的方言对话，说不紧张那是瞎掰。当时，我几乎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语言，我反复要求他们跟我说他们的“普通话”，但就是他们的“普通话”，语速、语音也没法让我的脑子跟得上，好在是陪我们的教练员，要不非晕在现场不可。

　　回到驻地后，为了过语言关，我开始强迫自己每天看新闻，听广播，还不断地找当地人闲侃。为了适应阿拉伯语语速快的特点，我每周专门注意收听当地电台的足球解说，从一开始的队员人名，到两支球队的名字，再到两国国家的名字，再到射门、带球、长传、进球、几比几，不到半年，我就能把这些基本的解说都听下来了。我在苏丹工作到半年左右，在一次收听到戈尔巴乔夫在黑海被软禁后又被释放的新闻后，我马上打开短波收音机，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文新闻比对，惊奇地发现，内容几乎完全一致，这时我发现我的口语已经真正地实现了一次飞跃。接下来的，也就是一般事物性翻译，基本上已经不在话下。

　　1991年底，完成了在苏丹的翻译任务后，国内一纸调令，我被直接调往开罗，在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工作，一干就是3年。这是我从事翻译工作最繁忙也是最重要的时期，先后为北京市前副市长张百发、文化部前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当过访埃现场翻译，还为中央电视台前台长杨伟光，电影演员徐松子、王馥丽、作家霍达、导演谢晋等访埃担任过记者招待会翻译。而我第一次出任高级翻译，则是给当时的埃及新闻部长，如今是埃及议长的谢里夫。那是他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前署长于友先。那次，因为有当时的驻埃及大使杨福昌在场，所以上场前我非常紧张，怕完不成任务，因为杨大使是我国阿拉伯语翻译界的绝对高手，毕业于开罗大学，经常给毛主席、周总理当翻译，当大使前又是副外长，可谓官大才高，见过太多大世面。所以，在他面前，我害怕。可大使鼓励我说：“没关系，有我在，不会怎么样的。听不懂，我给你补上”。结果老外的第一句话由于一个单词没听懂，让我全句都没翻上来，还是杨大使给我救了场，好在接下来我没出什么纰漏。

　　常常有年轻人问我如何学好外语，如何当好翻译，我的经验是，学外语一定要多实践，多讲多听，至于当翻译不仅要掌握大量的语汇，还要表现灵活。因为你水平再高，也有卡壳的时候，关键看你怎么处理。2000年春，我在人民大会堂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当翻译时就卡了壳。一般来讲，领导人会见外宾事先都要看下面提供的会谈参考，行话叫“谈参”。可领导人各有各的风格，比如许嘉璐副委员长那天接见当时的伊拉克文化新闻部长时就没有完全按照我们提供的“谈参”讲，他在会谈中谈到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时，突然举例说，深圳华为公司生产的手机芯片就是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品牌。他随便一说，却慌了我，我没准备，就犯难了，因为手机一词我会翻，但芯片一词太专业，阿拉伯语里根本没有，是新词，我不知道该怎么翻译，但又不能卡住不翻译，于是脑子一动，就解释性地翻译为“深圳华为公司生产的手机核心部件”，外宾当时也听个半懂，就没多问。后来会见结束后，外宾在车里问我说“你说的核心部件是什么”，我就再次跟他解释，并请我的英文同事告诉了他英文译法，他听后恍然脱口而出，就是“舍拉一哈”(羊肉片)，原来阿拉伯语称芯片就是羊肉片的片，但芯片确实就是手机的核心部件，我的翻译没错，伊拉克这个部长当即夸我脑子灵。
我做外交官

　　从1993年我在埃及工作期间正式换发外交护照至今，我已在6个阿拉伯国家的大使馆常驻，从当年的吴外长、钱外长到李外长再到现在的杨外长，我一直在这些外交部长的领导下供职，曾多次当面聆听他们的指示，陪伴他们在国外访问，学习了不少外事经验。我是文化部的人，在使馆的文化参赞处工作，干的是文化外交，文化交流。

　　后来，我又陆续地被派遣到驻摩洛哥、科威特使馆工作，其间在摩洛哥作为首长联络员接待过胡锦涛主席、吴邦国委员长等国内许多领导。

　　在我临离开科威特前，科威特国家文委为表彰我为两国文化交流工作做出的突出贡献，特地举行盛大招待会，为我颁发了文化交流贡献奖。我还曾被专门派往我驻埃及大使馆临时工作，协助接待温家宝总理访问埃及视察开罗中国文化中心的工作，近距离地领略了温总理和蔼可亲的人格魅力，随后我还专门应约写了一篇温总理视察开罗中国文化中心的侧记，发在《中国文化报》头版头条，记述总理的风采。

　　我当记者

　　我当记者的事儿，说来话可真长。我从小就喜欢写新闻。记得第一次写新闻是在小学五年级时，写了一篇《王大个子乐了》的通讯，让当时的大队盖了个章，寄出去，发表在《铁岭日报》上。后来，我在沈阳念书时又经常给《沈阳日报》、《沈阳晚报》和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写短消息，也写一些人物专访。我还记得，收到过一份稿费，仅有一块钱，我一直不好意思去取，至今这个汇款单还保留在我的家里，已经成了我在沈阳读书时最好的纪念。到北京后，写得就更多了，给各类报纸、电台、杂志写，我甚至还给《足球报》当了好几年特约记者。像马德兴、金炎、李响等一批足坛大腕记者都跟我有过愉快的合作。在给《中国文化报》做特约记者的过程中，我在约旦工作期间写过一篇《杜月笙之女要回家看看》的稿子，见报后引起不小的轰动，国内《作家文摘》、上海《文汇报》等好几十家报刊争相转载，后来报社又约我写续篇，我就又写了《回家的感觉真好》，稿子发表后，同样引起国内媒体的大量转载，杜美如夫妇看到报道后非常高兴，好几次请我到他们在约旦开的饭馆吃饭，致谢。

　　2001年1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同志访问约旦，我参与接待工作，我主要与随行记者组在一起工作，其间，有幸结识了《环球时报》的记者安国章老师，他一再鼓励我给《环球时报》写点东西。不久，阿盟首脑会议在安曼召开，卡扎菲也来了，于是我天天注意他的新闻，最后写了一篇《卡扎菲掐了电视随便说》的文章给安老师。很快《环球时报》整版刊出了，据说反响不错。我得到鼓励，从此便一发不可收。其间，有一篇叫《约旦国王经常微服私访》的稿子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我在写这篇稿子时，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阿卜杜拉国王自己的谈话，但我还觉得不够，就专门找安曼市文化局局长进行专访，因为我知道他是约旦著名作家，还跟国王有私交。他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国王的故事。后来，我还找到我的朋友、阿卜杜拉国王的堂妹拉赫曼公主了解情况，在材料丰富翔实后我才动笔，最后写出了人们看到的这篇文章。文章见报后，阿卜杜拉局长很高兴，特地让我把样报和译文送给他，并由他转送给国王本人。后来这篇稿子被国内许多报刊转摘。2002年，我是国内平面媒体惟一一个驻伊拉克的特约记者，我发回的60多篇深度报道，占据了《环球时报》头版等许多重要版面，随后又被众多的国内媒体转载。国内一些知道内幕的朋友看到见报稿子后，都说我客观地写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东西，许多是第一手资料，很难得。

　　亲历中国在世人眼中的变化

　　有一点我不得不说，无论当记者还是做外交乃至做翻译，在海外这十多年，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们国家发生的变化，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

　　记得1991年春节刚过，踏着瑞雪我从沈阳赶回北京机场，第一次走出国门来到灯红酒绿的巴黎时，感觉什么都新鲜，好像进入了天堂一样。可就在不久前，当我第11次出差路过巴黎时，我感觉巴黎跟北京好像已经没什么距离了。而且，巴黎的机场、巴黎的地铁、巴黎街头的汽车甚至还没有北京的新。当年，我们在海外曾去跳蚤市场买些便宜货，现在找我钱请我去都不去，当年外国人见到我总问，你是日本人，韩国人，最后才说中国人，现在反过来了，先问你是中国人，然后才是日本人、韩国人。“9·11”前夕，我去美国度假，还专门跑到华盛顿给即将降生的石公子买了一箱子的尿不湿扛回北京，现在想起来实在可笑。如今见到的情景是，不管是接待来访的高官还是普通游客，离境时都大包小裹地把中国货带回去。不久前，我在《今日中国》阿拉伯文版杂志上发了一篇“科威特人看中国眼光在变”的稿子，这是我在海外最真实的感受与描述——

　　……近几年，科威特人越来越喜欢到中国来，越来越喜欢跟中国人交往，尤其是我们沈阳人——沈阳远大集团最近还盖了科威特最高的大楼。

　　科威特第一大报《祖国报》的老板哈里发·阿里对我说，他原来一直以为中国很落后，可2006年到上海访问后，他惊奇地发现，上海简直就是东方纽约，到处是奥迪和宝马。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变化，改变了他对中国的看法。

　　科威特国家跳水队、国家乒乓球队、阿拉伯俱乐部武术队员，每年都要到中国集训一个月。队员们说，中国除了在这些领域水平高外，设施也先进、气候宜人、价格合理。

　　如今科威特人在购买家具、装修材料、运动员服装、训练器材等时，很多人选择亲自到广州采购，然后用集装箱运回。我的朋友穆罕默德日前带我参观了他的新别墅。一进门，他就兴奋地告诉我，房内所有的装饰材料都是在广州订做的。据我所知,新建海湾科技大学教学大楼，所有办公设备也都是从广州购买的。

　　近些年来，科威特很多中小学都在举办介绍世界的课外活动。记者粗略统计，仅仅2008年一个春季，举办“中国日”的科威特学校有二三十所……

　　2008年3月12日，位于科威特城市中心的白杨双语学校就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国日”活动，校长专门邀请我作为使馆的文化专员参加。在由大红灯笼、五星红旗和红丝绸等装点起来的大厅里，该校一年级全体同学身着唐装和旗袍，伴着中国音乐，分班级表演了舞龙、扇子舞、“好一朵茉莉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等节目，还根据中国童话故事表演了儿童剧。为准备节目，该校为学生举办了中国知识讲座，还专门为每个同学订做了中式服装。每个同学都学会了汉语“你好”、“恭喜发财”、“谢谢”、“再见”以及从1到10十个阿拉伯数字的中文发音和中式手势。小学生们关于中国知识的各种作业也被张贴展览，同学们自己制作的各种中国饰品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为突出中国文化特征，连餐厅服务员都专门穿上唐装，甚至每块小蛋糕上都印上了中国国旗。这些场景让应邀观摩活动的我感动得眼眶湿润。